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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一个从“信息差”出发，却不止于“信息差”的故事。
故事源于一个名为“山河同舟”的项目，项目由清华大学大二学生杨志腾和他的几个好朋友共同发起。这个夏天，他和几个同学在5天内走完了4所县城高中，为这些县城中学的学生解析不同专业的区别及报考政策。
项目最初的8名成员中，近一半从县城中学走出。他们懂得成绩之外，仍是一片盲区。
山河同舟的终点不是“让县中孩子知道得和城市一样多”，而是让信息真正参与他们的决策、重塑他们的可能。
故事始于2024年11月的某天夜里，杨志腾和七名队友乘高铁到达洛阳龙门站时，学校的中巴车已等在出站口。
出发前，他们把考试政策、各专业介绍和学习经验分头做成PPT：每人负责自己熟悉的专业和所用政策，分工明确。
大雾弥漫，两小时车程后，他们在深夜抵达了洛川县。
展开剩余92%第二天一早，他们按约定在栾川一高报告厅与学生会面，把带来的东西讲给同学们听。这几乎是这里的同学们第一次听关于“大学专业”的讲座，大部分人还有点懵。
但大家都知道，这群学长、学姐来自清华大学，宣讲结束后，学生们一窝蜂地围了上来，有人追问数学怎么学、地理怎么背，还有人想要那份整理好的错题模板。
这是“山河同舟”项目第一次落地。
王艺翰和杨志腾是八位“山河同舟”发起者的其中两位。分别来自河南和山东的他们，对现存的教育不平等问题有着切身的经验。
作为从山东县城走出的亲历者，杨志腾很清楚新高考浪潮正如何冲击着县域中学——改革后难度提高的数学卷抹平了文理差异，县城教师在几乎没有任何外力的帮助下艰难地适应新教材，县中的竞赛辅导资源更是无从谈起。
他亲眼见证了曾经盛产文理科状元的县中，经历清北录取人数从七八个到零个的断崖跌落。
但这座县城的脉搏，其实就系在那张红榜的数字上：
“很多（以农业为主）的县域里面产业发展受到各种限制。很多县城是需要靠县一中来留住人。县一高的这个清北数或者是所谓的985率好看了，家长们才愿意让学生留在县城里读，这样的话家长们才有可能会留在县城里。对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县城来说，有了人这个县城才有希望。所以很多县城对县一高是下强硬指标的。”杨志腾说。
这些肩负着县城希望的孩子，既要扛起地方发展寄予的升学指标，又要在新高考的惊涛骇浪里摸着石头过河。
三年里，他们几乎把全部清醒的时间押在刷题和考试上，最终，包括杨志腾在内的3名同学考上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。但没人告诉他们专业到底学什么、毕业后做什么，更没人提醒他们——高考之后，人生不再是单选题。
“山河同舟”的故事正开始于此。
去年10月，这群清华学生在清华大学校园活动中心讨论到凌晨，他们各自复盘自己的求学经历——有同学说他因为清华大学的电子专业是热门，便一股脑报了，学了之后才发现，跟他想象得有很大差距。
有的同学高中时，只知道“强基计划”，进入大学，关于这个概念的延展，才慢慢清晰。还有的同学说过早的分科，让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思考未来的方向。
杨志腾来自县城中学，学校和家长最在意的就是分数：冲清北、冲C9，成绩之外的事几乎没人管。自己对外交专业心生向往，只觉得它光鲜亮丽，符合对未来的想象，可班主任也只是简单提醒“学语言、准备口译、可能很难”，至于外交到底学什么、以后做什么、政策要求如何，没有任何系统介绍。
“身处校园象牙塔，既接触不到社会，也缺乏真实信息，专业和政策认知全靠想象，导致选择时几乎盲打。”
大学时，他去过很多县中参与社会实践，当时他便发现，位于教育大省中的县城中学，学生几乎不了解高等教育体系，而教师和家长也游离在升学政策之外。他们只关注“分数”。
一番讨论过后，“山河同舟”小队成立了。他们大部分来自山西、山东、河南、河北4个省份，他们想从这几个“教育大省”出发，凭借自己的经验帮助县中学子提前了解更多有助于未来选择的信息，更加顺利地渡向理想的彼岸。
在一些县中，杨志腾在容纳几百人的礼堂上宣讲，台下的同学，大多数奋笔疾书，只有在听到“强基计划”“公费师范生”这些能绕开纯分数竞争、却需要提前知道并主动申请的升学通道时，他们才猛地把头抬起来——
那一刻，礼堂里短暂的骚动像一束探照灯，照出了他们日常里被默认的“低头”姿势：
这些学生和他们的父母一样，处于社会分层中比较弱势的位置，视野比城市的同龄人要狭窄一些，他们所生存的乡村并没有为他们提供太多的竞争空间和生存压力，于是被迫只看眼前题本、不问远方路径，而这恰恰是北京大学教育学家刘云杉笔下那批“很早就被分流”的孩子最致命的盲视：
他们大多来自县域或乡村，在义务教育阶段之后就被教育体系悄然划入“非精英”通道——多数人止步于县中，竞赛、自主招生、国际课程等“向上”资源与他们无缘；中考、高考像一道道闸门，把大多数人在十五六岁之前就分去了二本、专科或直接就业的路径。
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学校，对来宣讲专业的学生，老师也并不完全接受，很多一线教师，觉得宣讲活动占用了3个小时，耽误了他们的教学进度。
王艺翰发现，在各个学校参加实践志愿活动时，很多学校的校长对除应试之外其他升学渠道的了解比较浅——强基计划、定向生、公费师范生，各种提前批非统招升学渠道，他们大多只是“听过”，具体怎么操作、需要什么条件，仍是一知半解。
一些领导让他们在宣讲的时候多讲讲学习经验，高中的励志经历，多和学生聊聊怎么考高分。
事实上，上大学后，他们才发现，这些看似和成绩无关的信息，对未来有多重要。
面对专业，学生们则表现得更加迷茫。
宣讲后是自由讨论环节，听了一天讲座后，同学们变得积极，这些他们平时几乎涉猎不到的东西，一个小点，便能延伸出一大堆问题，他们把做讲座的学长学姐围得水泄不通，一个小时，两个小时，问题不断涌出。
杨志腾观察到，在河南、山东这些中部省份的县中里，空气里总飘着同一种焦虑：到底选什么专业才能“好就业、多赚钱”？可焦虑越重，了解越浅——
他们大多只认得“专业”这两个字，却不知道它背后，真正意味着什么。有人觉得“法学热门，想去读”，却不知道法学四年要啃下宪法、民法、刑法、诉讼法，期末背到凌晨三点；也不知道毕业后要通过“天下第一考”的司法考试，更没想过自己内向腼腆的性格能否在法庭上侃侃而谈。
有人看到医学院校提档线不高，就兴奋地说“以后当医生”，却不知道“医学院”里还分基础医学、药学、生物医学工程，只有“临床医学”才能穿上白大褂拿手术刀；更没算过，若想进好医院，至少八年起步——周期长、花费高。
名词听得多，细节全空白；愿望喊得响，路径却模糊。焦虑由此层层叠加，像大雾一样笼罩着这些即将填报高考志愿的孩子。
有的学生想读经济学，进金融界赚钱，但他对“经济学”和“金融学”的边界是模糊的。
他从小到大没离开过所在的县城，当地是重要水源区，政府限制排污企业和工业项目，父母只能守着几亩薄田。父亲母亲刷短视频解闷，见他拿手机就皱眉：“别看没用的，多背点分。”
高一政治课本《经济生活》中的GDP、股票、宏观调控，被他自动翻译成“学会，就能赚大钱”。
王艺翰后来听县一高的老师说：“这所学校里，像他这样没出过县城、甚至没出过市区的学生，占了大多数。
事实上，这些资源和信息并不难通过互联网获得，为什么这些学生仍存在如此大的信息差？王艺翰和杨志腾都观察到，症结或许在于应试教育体系的惯性。
杨志腾所在的县一中，同学们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学习上，大概一周只回家三四个小时，休息时，他们也刷短视频、看社交媒体，或许能刷到“北大新传毕业月薪5k”“985 法学生熬夜到秃头”的碎片叙事。信息不再稀缺，可算法只给他们推送最惊悚的标题，于是每个专业都被浓缩成一张“劝退贴”。
老师几乎成为获取信息的唯一渠道，但老师通常告诉他们，“时间还早，一切等高考之后”再说。
在交流中，很多学生也谈到了自己对工作的畅想，老师和公务员是谈及最多的。
这种情况在县中普遍存在。北京大学教育学家刘云杉在《县中的学生》中写到，县中的孩子大量时间并不处于农村，对于今天如火如荼的生涯规划而言，县中的孩子对未来没有主动意识的设计，但他们会相机而动，根据父辈职业和在县域内的所见而憧憬自己的未来。在他们眼里，当一个公务员或教师就是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工作了。
因此，当“老师或公务员”成为县中孩子唯一敢想的“最好工作”，这种由父辈经验与县域视野共同塑造的朴素期待，便像一道看不见的篱笆，把他们的大学之路提前圈进了安全区。
这道篱笆也恰好成了《金榜题名之后》里寒门学子在大学中沦为“直觉依赖者”的现实注脚：目标单一、信息匮乏的他们在跨过高考后，依旧沿着惯性滑行，难以完成真正的向上跃迁。
《金榜题名之后：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》的作者指出，其实寒门学子在上了大学之后很难实现阶层跃迁，原因在于优势家庭背景的学生天然掌握“文化资本”，对场域更加理解，因而更能取得成功。
书中谈到了直觉依赖者和目标掌控者两种类型的人。“直觉依赖者”高考前的目标从来只有一个：考上好大学。方法也只有一个：刷题。所以进入大学后，不知道游戏规则已经变了的他们，只能遵循着以前的经验，跟着感觉走。结果便是，他们虽然逃离了父辈们务农务工的命运，却也只能过上普通人的一生。
目标掌控者有着较为明确的生涯目标，并早早就做好了规划，知道在哪里多投入，在哪里省点力。因为前行有方向，他们走的每一步，都是在为未来铺路。他们的成长，少了许多试错，多了更多兑换成功的筹码。
面对信息资源巨大的不平衡，“山河同舟”想要做的，就是把尽可能多元的升学渠道，以及他们在大学中接触到的专业信息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县中的学生，让这些从高考这条路走出去的学生，可能性能再多一些。
“我们想让大家先知道所有选项，再去自由选择，而不是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选择的权利。”杨志腾说。
“山河同舟”最初只是一个学期实践项目。然而，随着他们踏足的县中越来越多，一行人决定把这件事做成长期事业——新高考改革全面铺开后，信息缺口像被撕开的裂缝，稍不留神就会让学生坠下去。
自由选科把生涯规划的难度直接拉满。于是，每次进校，队员们都把时间压到极限，把最干的专业解读、最新政策变动、最实用的学习方法一次性倾倒给学生。
团队成员来自不同的专业，他们努力在有限的时间里讲最多的“干货”，理清大家对不同专业的误区。
在能容纳几百人的大礼堂里，万多听了第一堂真正意义上的“什么是专业”的讲座，他展开了对未来的畅想。
有人把人文和社科的区别讲得清晰易懂，社会学转法学的学长现场比较了两个学科的视角，哲学系的艺翰学长则用几个经典命题带大家“秒懂”哲学思考。
过去也有高校志愿者来做过宣讲，但“强基计划”“高校专项计划”这些词总是说得很含糊，这一次，它们终于被拆解成可感、可触的路径。
今年，他们成立了专门的政策研究组，实时跟踪报考政策变动，并整理出专业介绍文档，供同学们参考。
在新高考及教育公平背景下，高校报考政策变化频繁。以清华、北大专项计划为例：2024年需提交材料并参加校测，综合评分高者可获降分录取；2025年起取消校测，材料合格者按高考分数排队录取，高考成绩权重加大，填报策略需更保守。
若不及时关注这些变化，容易错失机会。部分资源较好的高中会为学生提供政策与规划培训，但并非所有学校都能做到。
“山河同舟”的项目版图不断扩大。截至6月底，小队已经走过了21所县中，累计参加宣讲的志愿者超过百人，项目成员也由最初的8个扩展到40多个，今年暑假，他们的脚步将走向“山河四省”之外。
经过寒假的几次实践，他们逐渐意识到：清华的身份容易遮蔽视野——对不同基础的学生，往往难以给出相应的建议。
在云南的一次活动中，他们开始考虑邀请本地高校学生共同参与。这一做法既能为分享注入本土视角，也能让教育支持在当地生根发芽，而非停留于一次性的短期行动。
于是，他们在县城招募了一大批本地籍的返乡大学生，到县城宣讲，他们来自不同层次的院校，不同的专业。这些同学更熟悉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政策。像是云南的民族专项，比如这些少数民族边疆地区，可能会有很多学生希望通过提前批去走军警类院校。
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，改变也在慢慢发生。
宣讲前，万多把志愿锁定在法学和历史上，理由并不复杂：他在新闻里看到律师为普通人讨回公道的画面，对法学心生向往，但网上说它虽然是红牌专业，但就业率低、背诵量大、难度高，他又犹豫。历史课本里恰好有几页让他反复翻看的“小故事”。这些碎片拼在一起，就成了他现在的方向。
真正困扰他的是不知道这两个专业具体学什么、毕业后能做什么，也不了解大学生活——家里几乎没有大学生可供参考。
但宣讲之后，他的想法明确了：王艺翰在宣讲时讲到，历史并不是学一个个小故事，历史在大学更接近于一门科学，当历史学家提出一个结论时，需要足够的史料、时政印证这个结论。这和万多的想法不同。
宣讲结束后，学生们明显把“招生计划”当成了可操作的作战图。以前只听说过“高校专项”这个词，现在他们心里有了可量化的目标。
眼见头部学生冲进顶尖高校，杨志腾却更在意那些被甩在后面的身影：他们同样熬了三年高压，却没能复制前者的结果。
在县中体系里，排名靠后的学生到底落入了怎样的处境？这个问题，他和伙伴们反复讨论，却始终没有标准答案。
上周他随队去了拉萨。那所学校是全市排名靠后的高中，学生的课业压力很大，可学生的现实出口却窄——多数人只能升入二本甚至专科。
面对“如果本科无望，读哪类专科更合适”的提问，杨志腾发现自己答不上来，也意识到现有宣讲模式还需再补缺口。
他们还在路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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